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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变传统侦查模式 创新证据收集方式公安机关侦办 “零口供”刑事案件的探索与思考
发布者:  发布时间:2017-5-23  点击次数:1204 返回
 

转变传统侦查模式 创新证据收集方式

——公安机关侦办 “零口供”刑事案件的探索与思考

市公安局法制支队  李仲、张成达)

 

  要:近年来随着司法制度的不断完善,办理刑事案件程序的不断规范,对人权保障力度的不断加强,公安机关办理的“零口供”案件正在呈逐年上升的趋势发展。“零口供”案件的上升,短期内将会对传统意义上的打击效能产生消极影响,但我们必须客观冷静的看待此现象,“零口供”案件是社会发展、法制健全的必然产物,各级公安机关要以此为契机,更新侦查观念、转变侦查模式、增强科学取证能力、调整侦查讯问策略、提高侦查人员业务素质,推动传统刑侦工作转型。

关键词:零口供   刑侦   侦查模式    证据收集

 

一直以来,公安机关在办理刑事案件过程中,过多依赖犯罪嫌疑人口供的问题比较突出,由此衍生出的刑讯逼供或者变相刑讯逼供现象也比较普遍,导致冤假错案的发生无可避免,严重影响公安机关的司法公信力。近年来,随着公民法制意识的增强,犯罪嫌疑人反侦察意识的加强,新的刑事诉讼法的实施,公安机关承受的执法监督力度的不断加大,导致办理的“零口供”案件迅速增长,可以想见办理“零口供”案件的常态化将成为必然趋势。因此,当前的执法环境下如何有效突破“零口供”案件,是当前公安机关必须面对的一个难题。

一、“零口供”案件产生的背景,实践中如何正确认识“零口供”案件的发生

(一)“零口供”案件的概念

“零口供”案件,是指在刑事诉讼中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对自己的犯罪行为只作无罪的辩解,或保持沉默、缄口不言的情形。只有极少的犯罪分子一开始就主动、自愿交代自己的罪行,如果可以,几乎没有犯罪嫌疑人不愿意作无罪的辩解,或保持沉默、缄口不言,所以可以说,几乎所有的案件均是潜在的隐性“零口供”案件。公安机关在办理这些隐性“零口供”案件过程中,通常会出现四种情形,第一种是通过审讯而使犯罪嫌疑人主动交代罪行;第二种是犯罪嫌疑人确有犯罪事实,但因审讯失败且证据不足而予以无罪释放;第三种是犯罪嫌疑人确有犯罪事实且审讯失败,但因供述之外的其它有罪证据确实、充分而被定罪;第四种是犯罪嫌疑人确实没有犯罪,予以无罪释放。第一种情形对应的是正常的案件办理,隐性“零口供”案件没有转化成“零口供”案件,姑且称作“口供”案件;第二种情形对应的是办理失败的“零口供”案件;第三种情形对应的是办理成功的“零口供”案件;第四种情形属于“零口供”,但因为不存在犯罪行为,不属于案件,姑且称为“零口供”事件。

(二)“零口供”案件逐年增多的原因

近年来随着执法环境的变化、新刑事诉讼法的实施、侦查人员执法能力的增强等原因,促使依赖口供定案这种传统侦查模式向更科学的侦查模式进行转变,从而导致办理“零口供”案件逐年增多,并最终将导致公安机关办理“零口供”案件的常态化。

1.执法环境的变化。所有具体的执法行为都是在特定的执法环境下发生的,而且必将随着执法环境的变化而不断调整,执法环境越来越严峻,从而使民警不愿依赖口供办案。一是法制正与世界接轨。经济的全球化导致文化、法制等精神、制度层面的全球化,必然要求法制与世界接轨。办理“零口供”案件的增长充分体现了对人权保护力度的加强,这是与西方的法治精神相吻合的体现。二是法制建设快速发展。事物不断向前发展是客观规律,法律制度也不例外。随着法制的健全、完善,法律制度必定更能体现公平与正义。执法行为更加规范化、执法程序更加公正,执法监督更加严格,办理“零口供”案件的增长是我国法治建设发展到更高阶段的体现。三是国民法治意识觉醒。法律的发展有它的文化土壤,民众文化素质的提高,势必加强对民主与自由的追求,反映在法律上就是法治意识的觉醒。例如因依赖口供进而刑讯逼供造成的发生在赵作海、佘祥林、杜培武等人身上的冤假错案,引发强大的舆论压力倒逼司法制度的改革,同时也引发司法人员对程序正义重要性的反思。越来越多的犯罪嫌疑人利用保护人权的“不得自证其罪”、“不得刑讯逼供”等相关规则,拒不交代罪行。这些都是国民法治意识觉醒的体现。

2.新刑事诉讼法的实施。新刑事诉讼法进一步增强了对侦查权的监督制约,特别注重维护程序的公正,从而使民警不能依赖口供办案。一是进一步扩大辩护人合法权利。律师介入变得常态化,赋予了侦查阶段律师辩护人的身份;扩大了律师阅卷的权限;完善了律师会见的规定。二是明确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明确了非法证据排除的范围;强化了证据合法性的证明责任;完善了防范非法取证的措施。三是强化人权保障工作。通过准确采用强制措施来尊重和保障人权;增加了对违法侦查进行申诉、控告来保障人权;明确了公安机关作为实施侦查工作的机构接受申诉和控告,并承担及时处理的责任,规定了可以申诉、控告的五种情形。

3.执法主体执法能力的增强。对学习培训力度的加大,对科技装备投入的增加,对“零口供”案件办理的熟悉,都将促进民警执法能力的提升,从而使民警不必依赖口供办案。一是学习培训力度不断加大。现阶段处于法律法规变化调整比较频繁的一个时期,法律的适用变得日趋复杂,执法工作变得更有技术含量,公安机关针对性的学习培训力度明显增强,有助于执法能力的增强。二是刑事侦查活动科技含量提升。随着公安机关对刑事技术、刑事信息等刑事基础工作继续加大投入,刑事物证鉴定技术更新换代,DNA、痕迹、指纹、足迹、声纹等人身鉴定技术以及视频侦查技术将更广泛应用于刑事侦查实践,极大丰富了证据种类,拓展了证据来源,必将减少对口供证据的依赖。三是对“零口供”案件办理的逐渐适应。对“零口供”案件接触的增多,必然倒逼民警努力提高侦查审讯、证据收集等业务能力。而随着“零口供”案件逐渐变得常态化,民警对此类案件也将由不适应变成适应。

(三)如何正确对待“零口供”案件的发生

实践中各级公安机关对待“零口供”案件的发生,首先要正确认识刑事诉讼中犯罪嫌疑人供述的地位和作用。在这里,我们有必要对刑诉法规定的八种法定证据之一的犯罪嫌疑人供述进行下阐述。对于犯罪嫌疑人供述,在学界和实务界都已有很长时间的争论,但笔者认为还是普遍存在“非左即右”的认识误区。左:仅从法条看,根据刑事诉讼法第五十三条规定, 对一切案件的判处都要重证据,重调查研究,不轻信口供。只有被告人供述,没有其他证据的,不能认定被告人有罪和处以刑罚;没有被告人供述,证据确实、充分的,可以认定被告人有罪和处以刑罚。证据确实、充分,应当符合以下条件:(一)定罪量刑的事实都有证据证明;(二)据以定案的证据均经法定程序查证属实;(三)综合全案证据,对所认定事实已排除合理怀疑。由上述规定似乎可以得出结论,犯罪嫌疑人供述并不重要。右:从证据种类上看,犯罪嫌疑人的供述往往既是直接证据,又是原始证据,在证明力上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为证据之王;从犯罪构成要件上看,四大犯罪构成要件中的犯罪主观方面,是案件能够正常移送检察院、法院必须内容,而犯罪主观方面绝大多数需要嫌疑人的供述来反映。由此认定,犯罪嫌疑人供述必不可少。笔者认为,在探讨“零口供”案件时,对犯罪嫌疑人的供述问题一点都无须回避!而是必须要“左右联手”、“两条腿走路”: 一方面我们在公安实践中绝不能贬低犯罪嫌疑人供述的地位和作用,要重视和尊重口供,提高获取口供的能力,充分发挥其证据效能和侦破向导的作用;但是另一方面也要防止把犯罪嫌疑人供述作用提升到另一个极端,使过分依赖犯罪嫌疑人口供成为办理刑事案件的通病。我们应当看到,犯罪嫌疑人供述既不是定罪处罚的充分条件,也不是定罪处罚的必要条件,这是办理好“零口供”案件的前提。认识犯罪嫌疑人供述的地位和作用,告诉我们要学会两条腿走路,既要在提高审查技能和讯问水平上下功夫,以期成功获取口供,又要强化证据意识和取证能力,在出现“零口供”案件时,能够通过完整的证据链来锁定犯罪。

(四)实践中较少办理“零口供”案件的原因

无需讳言,在传统的刑事司法实践中,办案人员曾存在单纯依赖口供、轻信口供的错误证据观,为追求口供采取刑讯逼供等非法手段屡见不鲜。依赖口供定案是公安机关长期以来较少办理“零口供”案件的直接原因,当然还受到其它诸多复杂因素的综合影响。

1.口供有其独特的证据价值。存在即合理,口供以其独特的证据价值,长期以来被称为“证据之王”。一是有利于直接查明案件事实。 犯罪嫌疑人对其犯罪行为的亲历性,决定了其如实供述的犯罪动机、目的、作案的时间、地点、手段、过程能反映案件的全貌,一经查实,即能直接说明案件的主要事实,成为直接证据。二是有利于深挖犯罪,扩大战果。在部分案件中,因客观条件的限制,如果犯罪嫌疑人不主动供述,侦查人员难以掌握其同案人员的情况以及其它犯罪事实。三是有利于提高诉讼效率。由于犯罪嫌疑人最了解案情,所以收集口供是最简捷、最经济的办案方法和手段。真实的认罪口供能帮助迅速破案,减少警力资源消耗。

2.完善的法制体系尚未建立。法治落后导致制度上的缺失,助长了司法实践中的各种违法现象,刑讯逼供行为难以得到有效遏制。一是刑讯逼供行为缺少监督机制。刑诉法上的“严禁刑讯逼供”这一规定仅能作为一个“宣誓性”条款存在,对整个侦查过程的监管程序以及执法规范的长期缺失使这一规定流于形式。二是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缺乏具体的操作规程。特别是近年来非法获取口供的手法正在逐步由赤裸裸的暴力转化为非暴力的软性逼供或者变相逼供, 一旦遇到对刑讯逼供的质疑,公安机关往往只需提供一张书面的“情况说明”予以回应。这些不会留下物理伤害痕迹的手法因为在程序上缺少监督机制,难以被界定为刑讯逼供。三是公检法尚未正真实现司法独立。公检法三机关共同归属政法委系统统筹协调,处于“同气连枝”状态,未能真正有效达到相互监督、相互制约的功能。

3.侦查人员执法能力有欠缺。一是执法理念落后。长期以来重实体轻程序、缺乏人权保障观念,侦查人员证据意识淡薄,片面追求破案效率,一定程度上催生了依赖口供定案现象。二是法律素养偏低。公安机关大量招录新警,准入门槛相对检察院、法院偏低,在法律素养上相比之下显得偏低,体现在通过司法考试的人员极少,限制了对法律适用水平的提高。三是执法水平不足。正是因为对口供的依赖,导致证据意识不足,证据提取、收集、构建能力弱,反过来加强了对口供证据的依赖,形成恶性循环,导致执法水平长期得不到提高。

(五)办理“零口供”案件的意义

在办理“零口供”案件四种情形中,第二种“办理失败的零口供案件”情形则意味着犯罪分子逃脱了法律制裁,没能受到应有的惩罚,这是对维护程序正义不得不付出的代价;第四种“零口供事件”情形则意味着无辜的人没有蒙受冤屈,这是坚持法治路线的积极意义。在司法实践中,上述四种情形是有可能发生相互转化的。在第二种“失败的零口供案件”情形中,传统侦查模式因为比较依赖口供,且重实体轻程序,为了追求实体正义,而常常采取刑讯逼供或变相刑讯逼供等非法手段获取口供证据,这就有可能导致此类情形转化成第一种“口供”案件;在第四种“零口供”事件情形中,侦查人员如果依赖口供,采取刑讯逼供或变相刑讯逼供等非法手段获取口供证据,这就也有可能导致此类情形转化成第一种“口供”案件,从而演变成冤假错案;反之,在第二种情形中,如果能收集确实、充分的言辞证据之外的其它有罪证据,就能转化为第三种情形即“零口供”案件,确保有罪的人不会逍遥法外;在第四种情形中,如果能注重收集言辞证据之外的其它无罪证据,就能确保不被转化为第一种情形即“口供”案件,确保不会发生冤假错案。所以,从这几种情形的相互转化中,就能看出办理“零口供”案件的重要意义就在于重视收集言辞证据之外的其它有罪或是无罪的证据,从而在程序正义的前提下最大限度地确保有罪的人受到法律的严惩,无罪的人受到法律的保护。

二、如何正确处理“零口供”案件,实践中侦办“零口供”案件注意事项

“零口供”案件的办理是长期困扰公安机关的难点问题,实践中侦查人员的意识观念转变、执法规范完善、执法能力提高、证据意识标准,这些都是摆在各级公安机关面前亟需解决的重大课题,各地办理该类案件并无一套“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成熟的可供借鉴的办理模式。笔者结合各地成功侦办“零口供”案件,谈几点体会。

(一)在办案思想上,必须坚持定罪慎重原则

“零口供”案件客观上存在着两种现实可能:其一,犯罪嫌疑人确实没有实施犯罪行为。其二,犯罪嫌疑人已经实施犯罪,但出于侥幸或顽抗心理,拒不供述。正是因为第一种可能性的客观存在,这就必然要求公安机关避免存有先入为主的观念。实践中,认为“到案后的犯罪嫌疑人总是有问题”的想法是极其错误甚至危险的。特别是现实中许多公安机关在搜集证据时,只注意搜集有罪证据,不重视搜集无罪证据,往往会导致冤假错案产生的几率进一步增加。对此,办案单位和民警必须引起高度重视。

(二)在侦查环节上,必须强化全面取证意识

“零口供”案件的出现,使得公安机关失去了犯罪嫌疑人供述这一证据主线,从而对侦查取证环节提出更高要求。因此,必须从取证的深度和广度上狠下功夫。一是要围绕案发现场及周边,及时、准确、尽可能地收集证人证言、物证、书证、视听资料等,第一时间防止重要证据灭失。对于同案犯到案的案件,要事先采集固定好同案犯对于在逃嫌疑人犯罪行为的指证材料等。如我局办理的一起利用现场视听资料作为主要直接证据定罪案件。被害人李某在某路拦下债务人也即该案犯罪嫌疑人杨某的车辆,向杨某催讨欠债,杨某突然启动车辆,李某拉住车门扶手边慢跑边叫停车,杨某为逃债加之心理慌张,逐渐将车加速,致被害人李某无法脱手跟跑几十米后被甩倒在地,因头部受伤经抢救无效而死亡。嫌疑人杨某到案后,坚称开车时没看到边上有人,因怕被李某殴打,只顾驾车去派出所报案,李某的死亡自己没有责任。后侦查人员以调取的路面监控作为直接证据,结合部分证人证言认定杨某行为已构成犯罪,经检察机关批准以过失致人死亡罪将杨某逮捕。之后法院以此视听资料为依据,以故意杀人罪对杨某定罪,一审判决杨某无期徒刑。二是要充分利用各种合法手段,拓宽证据的收集渠道,为办理“零口供”案件奠定基础。坚决摈弃“先抓人、后取证”的习惯性做法,逐步实现侦查模式从“由供到证”向“由证到供”的根本性转变。例如我局办理的一起张某故意伤害案。张某因琐事与被害人李某(有轻微痴呆)发生争执,便用一拖把柄朝李某腹部捅了几下后逃离。李某腹痛在家休息,两天后疼痛加剧,到医院就诊后确诊系脾脏破裂(后被摘除,系重伤),我局依法传唤张某,张某心存侥幸,认为被害人有痴呆且时过境迁,拒不供认。民警在案件现场调取到作案工具“拖把柄”,并走访找到一名目击证人,同时调查被害人单位、家人、邻居,证明被害人事发后未上班、一直在家休养,并调取病历资料,从而印证伤害行为与脾脏摘除间的因果关系,最终以完整的证据链条将犯罪嫌疑人绳之以法。

(三)在取证手段上,必须提升科学技术含量

综合利用科技信息化手段,必然成为今后公安机关应对“零口供”案件的重要突破口。要增强主动运用科学证据和科学手段办案的意识,提高刑事侦查活动的科技含量。要在逐步推动刑事物证鉴定技术,将DNA技术、痕迹、指纹、足迹、笔迹等人身鉴定技术应用于侦查实践的同时,加强犯罪情报资料的微机化、自动化管理,建立指纹自动识别系统、枪弹痕迹自动识别系统及犯罪现场和人员的DNA数据库。例如我局办理的一起利用邪教组织破坏法律实施罪案件。嫌疑人在一公共场所一写反动标语,后我局通过群众提供线索将其抓获。但其到案后拒不供认,最后我们通过笔迹鉴定,认定现场笔迹为该嫌疑人所写,再通过旁证证实此人曾到过现场,据此将其定罪处罚。另外,测谎技术,作为侦查讯问的辅助手段,在帮助侦查人员及时排除无辜者、甄别供述等方面也有重要作用。

(四)在案情分析上,必须找准细节矛盾突破口

办好“零口供”案件,刑事案件的预审部门必须积极发挥自己的主观能动性,必要时提前介入,通过对案件的审核,分析、归纳出案情的症结所在,于法律规范与案件事实之间,找出一条路径,通过补充或完善证据链的方法,指导一线办案部门强化前期侦查取证,以便在自己接手案件后,能迅速开展有针对性地预审工作。例如我局办理的一起朱某强奸案件。朱某与被害人为老乡,彼此认识,被害人是开小超市的,某日晚10时许,朱某酒后至小超市与被害人搭讪,后又动手动脚,遭被害人拒绝后离开,在半夜又强行拉开卷帘门,通过语言威胁的方式将被害人强奸。朱某到案后,辩称二人有通奸关系,被害人碍于公开场合不好意思与其发生性关系,故要求其半夜前往通奸。侦查人员在现场勘查中,也并未发现有现场捕斗的痕迹。该案在汇报案情时,我们提出了几个细节需要进行核实:一是卷帘门是强拉的还是被害人预留的?二是查明二人的性格、平时表现、二人间有无交往。三是其它细节,如二人对对方行为的描述以及案发后的表现等。最后通过专业安装卷帘门老板证实门是被强拉开的;被害人邻居反映被害人平时性格内向,与当时现场未敢呼救的情况较为符合;同时,从嫌疑人朋友处证实,案发前即犯罪嫌疑人酒后曾吹嘘要将被害人搞到手等。再审犯罪嫌疑人,其仍拒不供认,但每次对案件中部分细节的陈述均存在出入,后检察机关对嫌疑人的辩解也未予采信,最终将其绳之以法。此案通过在言词证据中找矛盾、寻破绽,从细节上抓关键、求突破的方法,在办理某些主要依靠言词证据的案件中具有借鉴作用。

三、办理“零口供”案件实践探索

对于“零口供”案件的办理,我们还处于起步探索阶段,还有一系列的问题需要我们去攻坚破解,就案件办理现状来说 “成功还居于少数”。笔者认为,办理“零口供”案件成功与否,关键在于建立证据链,排除合理怀疑,达到刑诉法规定的证据确实、充分要求,但这仅仅限于理论上,在实际办案过程中,“犯罪事实清楚”到底指的是什么呢?证据到何种程度才能算“确实充分”呢?下面笔者结合日常办案中经常出现的、困扰基层办案的常见问题,谈几点个人想法。

(一)关于“同案犯口供证明力”的问题

对于同案犯口供证明力引发的争论颇多,交待与不交待处理结果完全不同,基层办案部门对此颇有微词。案例:张某、王某、李某三人经事先预谋,进入一超市实施扒窃。其中王某实施扒窃行为,张某、李某负责望风,窃得被害人3000元,后王某被当场查获,之后李某、张某陆续被抓获,其中王某、李某交待,而张某拒不供认。在没有其它证据的情况下,以王某、李某的同案犯口供,能否对张某进行处理呢?实践中得出的答案是否定的。

学术界有关如何运用同案犯口供的讨论,大致有三种观点。第一种观点认为,共犯之间的关系是互为证人的关系,其口供只要可以互相印证,就可以据此定罪判刑。第二种观点认为,鉴于口供的特点和共同犯罪中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相互之间不同程度地存在着利害关系,即使共犯口供一致,可以相互印证,也不能据此定罪判刑。第三种观点认为,共犯口供的性质仍然是口供,共犯不能互为证人。但是,如果同时具备下列条件,则可以在非常慎重的前提下定罪:(1)各被告人分别关押,能够排除串供的可能性;(2)各被告人的口供都是在没有任何违法的条件下取得的,能够排除刑讯逼供或引诱、欺骗的因素;(3)各被告人供述的犯罪事实细节上基本一致,在分别指认的前提下可以确认他们到过现场;(4)共犯只有二人时,原则上不能仅凭口供的相互印证定案,共犯为三人以上时,才可慎重行事。但其中的细节必须相互吻合。

以上三种观点,从公安机关打击犯罪的角度出发,似乎第一种观点更可取,然而在实践中极易发生冤假错案,因为只要二名犯罪嫌疑人经事先商量,就可以约定指控其它任何人。前述第二种观点是正确的,它符合刑事诉讼法规定:“只有被告人陈述,没有其他证据的,不能认定被告人有罪和处以刑罚"的规定,这里所指的被告人应当包括同案犯口供。但对公安机关破解“零口供”案件提出了极高要求。第三种观点最为可取,具有一定的可操作性,当然,其中的内容需要结合实践工作进一步明确。综上所述,同案犯口供能否定罪量刑,关键要看有无其它证据相互印证。若没有其它证据,则同案犯口供证明力不够,不以作为惟一的定案根据。若有其它证据相互印证,则同案犯口供可据以定罪量刑。

(二)关于“推理或推定使用”的问题

在任何类型的“零口供”犯罪案件中,由于缺少犯罪嫌嫌疑人供述,认定其犯罪动机和目的等主观要件只能凭间接证据,公安机关常需要借助推定来证明“主观明知”,这是一种有效的策略。一个完整的推定是由前提事实、中介纽带与推定事实三部分构成的。因此,要想构建一个有效的推定来证明犯罪嫌疑人“主观明知”,至少必须满足三项条件:(1)必须有确凿的证据证明前提事实存在。这种用于证明前提事实的证据,既可能是直接证据,也可能是间接证据。它们在证明前提事实方面,应当构成一个相对完整的证明体系。(2)必须有证据证明中介纽带可靠。这些中介纽带,既可能是沟通前提事实与推定事实的一般联系规律,也可能是某种司法价值取向。它们要么符合人们的日常经验,要么由法律作出明确规定。(3)所推定事实应当允许通过反证来加以推翻。

在上述条件中较难把握的是第二项,因为前提事实与推定事实之间的中介纽带是否可靠,必须放在具体的司法环境中分析。比如,在一个大货车内装有20吨货物,警察在其中的某一货箱内查获了毒品,货车司机辩解说:他并不知道这20吨货物都是些什么,因为他不可能对20吨货物都逐一进行检查。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以推定货车司机明知货车里藏有毒品起诉到法院,法官就会认为此案的证据还不够扎实。又如,如果某一货车司机从甲地往乙地运送货物,在正常情况下应收2000元运费,而他这次却大大超出常规收取了两万元运费。那么,在货车上藏匿的毒品被查获后,推定该货车司机明知车上有毒品,就是完全合理的推断。推定在学理上争议不多,但在办案实践中,特别是对证据确实、充分的把握上,检、法两家往往出于慎重,有时偏于保守,所以具体到有一些案件的办理上就需要与检、法达成共识,才能形成打击合力。

(三)关于“运用单一指纹鉴定盗窃案件可行性”的问题

盗窃案件是刑事案件中最常见的种类,在我局的刑事案件办案中,约占30%以上。而指纹鉴定作为人身识别的重要手段,被司法界公认为最具证明力的证据。但在办理盗窃案件的工作中,指纹鉴定一般是作为补强证据而出现的,即作为辅助口供而使用的。在“零口供”情况下,能否单独用作证据指控犯罪的成立?依笔者经验,在已办理的多起只有“指纹同一”证据的盗窃案件中,最后都无法将犯罪嫌疑人依法惩处。其原因主要有二:一是提取单枚指纹的技术条件在总体上无法达到百分之百的准确率。二是盗窃数额的无法确定。盗窃罪的构成有数额要求,在“零口供”情况下,光凭被害人的陈述,一般是不能对数额进行认定的。这里既存在被害人故意或者过失报错金额的情况,也不能排除二次或多次被多人盗窃,一次发现来报案的情况。所以有观点认为指纹鉴定,只能证明犯罪嫌疑人到过现场,从疑罪从无的角度,认定单一指纹鉴定无法认定盗窃案。

笔者并不完全认同上述观点,更赞成以下观点:(1)有三处以上盗窃案现场发现有同一犯罪嫌疑人指纹的,并且其辩称未到过现场。(2)非公共场所的固定物上提取到犯罪嫌疑人指纹的,并且其辩称未到过现场。上述两种情况下,通过对指纹出现概率、位置以及排除指纹鉴定出错可能性的考量,结合犯罪嫌疑人辩称其未到过现场的供述以及对失窃财物价值的正确认定,即可认定是否构成盗窃罪。以上观点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和可操作性,但能否在实践工作中成立,并获得检、法两家认可,还尚待检验。

(四)关于“非法占有目的认定”的问题

在办理“零口供”案件中,对非法占有目的的认定,是我们执法办案的必修课。在刑法侵犯财产罪一章中,“非法占有目的”是盗窃、抢劫、诈骗、敲诈勒索等罪名的主观要素要件,而这些罪名占了公安机关所办理的刑事案件的大半壁江山。当公安机关离开了口供这条主线时,如何证明“零口供”案件中的非法占有目的呢?这是一个难点。首先什么是非法占有目的?一般认为,非法占有目的包括两层含义:一是指排除权利人、将他人的财物作为自己的所有物,二是遵从财物的用法进行利用、处分的意思。要证明“零口供”案件中的非法占有目的,需要在证据材料中反映出:(1)如果有证据证明刑法所规定的客观行为,原则上初步可以认定有非法占有目的。如盗窃罪中的秘密窃取行为,诈骗罪中的欺骗手段等。(2)要排除相互之间存在合法债务的可能性。(3)证明取得财物之后的处置行为。如有以自己所有物名义对外出售、故意隐匿财物去向,将财物作违法用途,携款潜逃等行为可视为有非法占有目的。

(五)关于“协调零口供与刑罚关系”的问题

在分析“零口供”案件增多问题的时候,我们不难发现这样一个奇怪现象,对一些选择“零口供”的犯罪嫌疑人,即使经过公安机关耐心细致的取证工作形成证据链条,并由检察机关将其移送法院审判,最终却也并未因其认罪态度问题而得到多少应有的法律严惩。甚至还有一些犯罪嫌疑人在检察机关批准逮捕后(此时证据已经基本确实充分),或在法庭上借助于律师的“帮助”,而明智地转为选择如实供述,也并未因其先前的认罪态度而得到法律的差别对待。这在一定程度上助长了犯罪嫌疑人特别是累犯在公安机关习惯性拒不交待犯罪事实现象的形成,有的犯罪嫌疑人甚至于还在看守所内“教育”初犯翻供,形成恶劣的效果,这不能不引起我们的深刻反思。刑法的重要作用之一就是“打击犯罪,教育和惩戒犯罪分子”,认罪态度作为犯罪嫌疑人主观恶性的一个显著特征,法律理应对其作出一个明确的评价。对于认罪与不认罪,认罪态度好与不好,认罪的时机早晚在法院判决时都应当有所体现,而这一点也需要我们与检、法两家作进一步协调。另外,国家还应当尽快建立类似国外诉辨交易的制度,鼓励犯罪嫌疑人如实供述罪行。

四、办理“零口供”案件的进一步思考

“零口供”案件的办理实践将是今后一个较长时间内公安机关必须面对的难点问题。关于“零口供”案件的办理,笔者有以下几个方面的深刻思考。

(一)认清现实追求与诉讼理想的差别

在刑事诉讼活动中,无论多么公平有效的程序制度,无论多么科学严谨的侦查工作,无论多么巧妙细致的证据收集,并不能确保每一起“零口供”案件都能顺利办结,这是案件发生情况的复杂性与不可预料性以及客观条件的限制所共同决定的。同时,这也是为了维护程序正义而不得不付出的代价。所有的犯罪都能受到惩罚,所有的正义都能得到伸张,这只能是完美的诉讼理想。尽管如此,我们依然要把每一起“零口供”案件办成铁案当成自身不懈的追求。抛开客观条件的限制,“零口供”案件的办理,不仅取决于办案人员的业务素质和办案经验,也要求办案人员具有高度负责的工作态度和科学严谨的工作方法,要深入到案情中去,发现破绽,将侦办案件当成是塑造一件完美的艺术品来对待。

(二)认清依赖口供与适度口供的区别

  “唯口供”是有害的,依赖口供是危险的。对于口供的认识容易陷入一种“非此即彼”、“非黑即白”的误区,错误认为与依赖口供相反的正确做法就是轻视口供。其实,淡化口供意识,并非轻视口供或者放弃口供,而是需要适度认识口供。口供是一种重要的言辞证据,在合法的基础上,应该尽力获取。审讯能力依然是优秀的侦查员必备的能力。当犯罪嫌疑人拒不供述时,侦查人员要仔细分析原因,制定有针对性的讯问策略,促使犯罪嫌疑人转变态度,主动供述。讯问中,要注意采取刚柔相济、迂回曲折、巧妙使用模糊语言、注意发现和利用矛盾、适时运用证据等方法,合法地获取犯罪嫌疑人的供述。同时,需积极探索科技手段在讯问中的应用,例如测谎、微面部表情辨别等手段在重特大案件言辞证据获取中的配合使用。 

(三)认清有罪证据与无罪证据的分别

“零口供”案件在客观上存有两种现实可能:第一种是犯罪嫌疑人确实没有实施犯罪行为;第二种是犯罪嫌疑人已经实施犯罪,但出于侥幸与顽抗心理,拒不供述。正是因为第一种可能性的客观存在,这就必然要求公安机关避免存有先入为主的观念,这就是无罪证据的意义。工作实践中,那种认为“到案后的嫌疑人肯定有问题”的单向思维是极其错误甚至危险的。特别是现实中许多公安机关在收集证据时,只注意收集有罪证据,不重视收集无罪证据,往往容易导致侦查方向的错误,或是导致冤假错案的发生。

随着我国社会法治化进程的加速,“零口供”案件的增多将会是一种必然趋势,但同时本人也坚信“零口供”绝不会影响法律正义的最终实现。这就要求我们公安机关和广大执法办案人员尽快转变执法理念,努力提高执法能力,以精细化办案思路、科技化侦查手段、完整性证据链条全面破解“零口供”难题。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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